教師是相信知識和智慧比拳頭更有力量的人

王人博 原創 | 2020-06-16 13:30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智慧 教師 知識 

 

  曾聽過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天天真冷,好不容易打上車。一上車,京哥就嘮叨不停。問我是哪個單位的,干什么的。我如實作答,并告訴是教法律的。又問,教什么法律?答,教的是一門最不值錢的法律。京哥回答說,噢,是教憲法的吧?!”

  這個故事是一位“法學界的王大爺”親身經歷,名叫王人博。

  話不多說,王大爺只有一位?纯此墓适,或許可以重新校正我們的經緯度。

  我來自北方一個通常被稱為“富饒”的地方,現在叫“沿海”,雖然家鄉離海還有一百多公里。

  我仿佛沒有童年。在家鄉生活了21年,我不愿像通常人那樣,“害著相思似的”,念起家鄉的種種可愛。雖然我忘不了那一片片高梁,那一株株青苗,那一籬籬冒著炊煙的茅草房。

  但,那塊土地上的主人,說實在的,我不覺得怎樣。他們粗野、自私、冷漠,愛動拳頭。在家鄉生活的那個時代,“械斗”是家常便飯,以大欺小、以強凌弱是大家默認的規則。

  就我而言,首要的是求知,先得把自己變得文明。

  我一生都拒絕“民粹主義”。是的,這樣言說、這樣自白的后果意味著魯莽和不識時務。我可暫時丟掉“謹慎”的誡命,背上“背叛”的罵名,但我得忠于自己的知性、自己的體驗。

  而我一生最感幸運的事,是我能在西南政法學院求學并成為其中的一名教師。我一直把它看做是我的家。住房不停地換、不停地遷,但“家”似乎永遠在那里。

  第一次來到內陸城市重慶,首先感覺到的是高高低低的山。我是“沿海”人,卻獨鐘“山”。

  我在西南,一住二十幾年,山始終是亙在心里的。下坡上坎,走到哪里面前是山;停下來回頭望,背后也是山。山,永遠是巍峨而靜穆的。一個常在山腳的人怎可能是一個狂妄之徒呢?

  第一次來到西南政法學院,感覺到的是做人的美好,做人的尊嚴,初戀般的甜蜜。我們班上有四十多位同學,來自各地、各個階層,既有“高干子弟”,也有像我這樣的失意農民。

  在我的經歷里,這是第一個依靠腦袋不是依靠拳頭而匯集的群體。單憑知識而不是憑拳頭贏得尊敬的那份快樂的心情。

  同學聚成一個集體,集體難免有摩擦。有時為了爭論一個問題,同學間偶爾也說粗話、罵人,但沒有一個動手的。

  “恰同學少年”,大學給我留下了太多的美好,我時常因為西南政法學院而感動——雖然“感動’’這個詞現在經常被用來“做秀”。

  那是一個知性的群落,通過理性,人與人之間相互交流和溝通。所謂的知識分子,實際上就是通過理性可進行交流和溝通的人。我天性與他們相近。

  所以,我相信在有知識的人那里是最容易實行民主,而文盲則不行。當然,也有人說,知識分子的“壞”,那是不見血的,這話我同意。“靈魂”的墮落是智性的濫用,但那畢竟還是“智性”,即便壞的智性,也比赤裸裸的暴力好一些。

  我并不厭惡敵人的“常勝將軍”,卻憎恨一個只知殺戮的士兵。

  在西南政法學院,我遇到了許多好老師、好學生。有個人我必須要說兩句,沉默會使我的良心感到不安。

  我給林向榮教授當過3年助教,跟著他念了3年研究生,后又在他身邊呆了13年。說實話,我并不是他最得意的弟子,因為在學問和名望上,自然有比我出眾的門生。

  但,在更多的時候,我就是把他作為父親。除了授課,師生當面交談的很少,因為我始終怕他。但每逢節日,都要去走動,19年來一直如此。

  以后有了妻子和孩子,拜望老師、聊聊家常就成了全家的事。“父親”不同于“導師”,前者更多的不是言傳身授而是潛移默化的影響。所以,我就以一個兒子的眼光來談談我的老師。為了避免“以贊老師之名賺取稿費”之嫌,只截取其中的幾滴。

  老師日文很好,俄文可以閱讀、翻譯,粗通英文。他閱讀廣泛,課講得極棒,《西方法學史》是我們最受益的課,但他本人發表的文字不多。

  這對于那些崇尚收獲、想要影響國家和社會的人來說,他的事業是令人失望的。老師堅持“述而不作”,他的理由是,“述”比“作”重要,“作”容易博取功名,而“述”往往勞而無功,所以堅持做一些勞而無功的事是為“教”的本分。

  現在想起來,如果我還自認為是一個不錯的教師的話,那真得要歸功于他的教誨。老師的學術思想主要不是體現在國家的政策和法律中,而是凝結在我們的課堂筆記和弟子們的學術良知里。

  我已搞不清楚“學者”這個詞的含義,但始終認為老師是個真學者,雖然他自己從來都不愿意這樣說;他對“學者”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太過尊敬,以至于不愿強占他,在使用這個頭銜越來越廉價的時代,尤其如此。

  只要走進老師的住宅——當時那可是學校最好的住宅,你便會理解什么是清貧。實際上,只要愿意,老師肯定可以賺到足夠的錢。

  他沒有,因為他認為有太多更重要的事要做,以至于沒時間去賺錢。雖說這是個“致富”光榮的時代,誰也不會再因為貧窮而受到世人的尊戴,但我還是對老師深抱一種最真誠的敬重。

  學者與文人不同,前者為觀念而生活,“愛智”便是生活目標;后者雖也愛智,但那是因為“智”可以帶來名望和財富。文人有千般模樣,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極度害怕貧困。老師一直固守一種清貧的生活,因害怕金錢會使他失去判斷力。

  老師基本上是一個隱居都市里的“古典派”,而他服務的學校所處的位置也恰好適合他的生活方式,這可不是現在那些著名“隱士”的生活方式。他基本上不參與學術團體的活動。他甚至很少外出,但仍堅持走很長的路去給研究生上課。

  作為弟子,我們為他祝過一次壽,那是他的70歲生日,也就是我們都早已參加工作,賺的錢比他的多的時候。實際上,這次活動是經過多次的談判和“討價還價”達成的:不去“賓館”;不超過500元的標準;不由外地的弟子參加(怕影響他們的工作);不接受任何禮品。

  最難的是第二條,最后我們不得不采用欺騙的方式——調換賬單,當他看到單子上是494元(實際是1000元左右)時,連連說:“不貴,挺便宜的。”

  老師不媚俗,他最厭惡的也是媚俗。他為我們弟子所獻出的是一個倔強的老人毫不妥協的真誠。

  盡管各種有說服力的理由在阻止我寫出上面的文字,但內心卻有一種需求在驅迫著我,向他致以兒子般的虔敬。

  對“教師”這個詞我有自己的把握,總是把它與一些特定的人相對而解。

  在我看來,“教師”首先應是一個講道理、講文明、講良心的人;蛘哒f,一個教師是相信知識和智慧比拳頭更有力量的人。在公共領域也一樣,一個好的政體(譬如自由民主制)就是一個好老師,而專制就是愛比拳頭、欺軟怕硬的家伙。

  教師,注定了他應是一個愛智、明理的人。同時,教書的人,如果自己不讀書,這多少有點叫人心里不踏實。

  我就是抱著這樣一種想法開始了教書的生涯。到目前為止,在西南政法大學我帶過7屆研究生,教過12屆本科生。

  授課的人數不等,最少的是一個學生,最多的時候有幾百人。我自感是一個不錯的教師,學生喜歡我的課。原因可能有兩點:一是真誠,在學生面前我從不說假話、大話,對某些想說又不敢說的問題寧可沉默絕不說謊。二是熱情,對感興趣的問題和人始終抱有激情,我拒絕冷漠。

  喜歡胡亂的閱讀,只要是有趣的,都會從中體驗到快樂——這種快樂可能與“文化商人…‘賺錢”的感覺差不多——并愿意讓學生分享我的快樂。雖然是個早過了不惑之年歲數的人,但時常還會為讀到一個精彩的段落或句子手舞足蹈、坐立不安,并迫不及待地想與學生一起分享。

  正是這種性情,所以我喜歡上大課,講臺下面黑壓壓一片,而自己的情緒便馬上會因為聽眾而激動。我從不坐著上課,因為它會妨礙發揮。

  最反感的是上課時學生手機的叫聲,這會使我感到正做的美夢被敲門聲打斷一樣的沮喪。遇到這種情形,我都會怒不可遏。

  人與人相處,難免有紛爭。在很多情形下這些紛爭都是因為利益。背“使絆子”、說壞話、互相猜忌、拆臺也就不足為奇。應付那些關系我感到特別的累。心里設防、暗自戒備這需要“城府”,在這方面,我不內行。

  我喜歡單純和簡約的生活。所以,與學生在一起,會覺得安全,心里不需要設防,自然少了一分戒備,多了一分輕松。

  人生苦短,為了利益,把活的時間都耗在你爭我斗,我覺得實在不值。除非有人從利益的爭奪中得到了快樂,但那不是我的快樂。

  我害怕的是衰老,也知道自己在慢慢變老,但我所面對的學生卻永遠是年輕的,由此,我相信與他們相處必然會延緩生命的自然衰老過程,特別是大腦的生命。

  這個時代使我失去了判斷意義的尺度,而“教師”這個頭銜又讓我找了回來。我理解了什么叫“成功”和“成就”。

  一個憑借各種技能而登上權力寶座的人,肯定是成功的;一個因為他的言論和觀點影響了國家和社會并獲得了名望和財富的人,是成功的;一個滿懷抱負的知識者最終成為躲在幕后操縱政治木偶的“智庫”,是成功的;一個窮孩子因為讀了書如今成了百萬富翁,是成功的;一個富家子弟一把火燒了所有的財富,寫出了《清貧思想》也是成功的;但我不知道一個為了拯救被俘者的生命而獻出自己生命的人是否是成功的……

  而我的成功和成就感是從學生的尊重中獲得的。

  在我的生命流程中,總覺得比別人的節奏慢“半拍”:別人上大學的時候,我在放牛;大學畢業后,別人都升了講師住上了樓房,而我還在破平房里當助教;別人當教授的時候,我是副教授;好不容易熬上了個“博導”,還是在這個頭銜大幅度貶值的時候。

  所以,我就得加倍的努力,為了能跟上節奏。況且,這些東西是實實在在與生活的方方面面直接聯系在一起的。比如,工資、住房、看病等等。所以,職稱很重要。為了一級一級的升,我就得努力地發表成果。許多成果就是在這個動力下出產的。當然,也有純粹出于興趣的。

  我所寫的第一篇論文是《亞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那是1983年,大學本科的畢業論文,所以也就是個本科水平。對這篇東西之所以記憶猶新,是因為它有個插曲。按照當時學校的規定,學生的論文一般只能在規定的題目里選擇。自己擬定新題,必須按照一定的程序得到批準。

  對我來講,這是第一次違反了“循規蹈矩”的處事原則,自己報了一個上述的題目。還沒得到上面的批準,授課老師就把這個事在課堂上講了。大體上是說,學生應有創造精神,這種做法應當鼓勵等等。因為是上“大課”,這樣一講,我這個從不被注意的人,有許多同學知道了我的名字,特別是女同學。我第一次嘗到了不“循規蹈矩”也很快樂的滋味。

  實際上,我是一個對技術和技巧缺乏能力的人。所以,對部門法從沒興趣,不管老師教得多好。一直喜歡“玄”一點的東西,像小說、歷史、哲學等。即便學上了法學,還是與上述有關的科目比較親近。

  如當時的《國家與法的理論》、《國家與法權通史》等。這也是選那個論文題目的原因,以后的興致也沒有發生多大改變。直到現在,我仍認為學法學是選錯了門,不過,后悔似乎晚了點兒。

  過去一直想當個小說家,現在雖然閱讀的興趣沒變,但時間終于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除了教書,無論搞什么我都成不了行家里手。

  出版的第一本書是《法學變革論》,此書之所以受到國內某些人的重視,不是因為書而是因為出書的時間。應該這樣說,在一個不恰當的時間,表達了一個真切的事實和一些真切的想法,盡管表達的文字不一定夠水平。

  同一年,又出版了另一本書《法治論》,是我與程燎原兄合作的產物,之后我們又合作出版了《贏得神圣——權利及其救濟通論》。

  《法治論》寫作、出版時,“法治”這個詞在學術界并不是十分流行,所以很多同仁經常把它誤作“法制論”。至于說,十年之后“法治”如“麥當勞”一樣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詞,這是我們始料未及的。

  就像“麥當勞”越做越大一樣,“法治”的問題也越談越廣、越談越深、越談越玄。就本書所持的基本立場、基本論點而言,現在的進展似乎并不像我們期望的那樣大。

  我自己寫的第一本書是《憲政文化與近代中國》,1997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寫作是很苦的,出版更是個問題。

  記得當時一位老兄跟我說過,“我是出版社約稿而沒有書,你是有書找不到出版社,這就是名人與無名小輩的區別。”這是實話,雖然聽起來有點像是我自己編的。這本書從紙張型號、封面裝幀、排版字樣到整個出版過程,都是由時任西南政法大學副校長俞榮根教授聯系、操持的。

  他不但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而且還撥冗欣然為之作序。我記著一個西班牙貴族的教誨:一個人虛榮可以被諒解,忘恩負義則不行。

  書出版了,西南政法大學為此還舉行了首發式。照片被登在校報上,稱呼是“青年法學家”。我還記得當時的那種感覺:幾天時間突然從一個“無名小輩”升格為“青年法學家”真還有點惶恐。

  書出了以后,有幾家報紙、刊物對它進行了評論。由此,我也從副教授升為教授。我的體會是,認定一個人為“教授”,不是對他現在狀態的確認,實際上是對他過去的勞作視而不見的過錯的一種補救;蛘哒f,“教授”猶如“烈土”,都是追認式的。

  既然是這樣,“教授”以后發表成果的動力自然也就減弱了,雖然我對教書從無半點懈怠。這以后的好多年,除了教書就是讀雜書、聽音樂、看影碟、過日子。有時興致所至,偶爾也動動筆。

  現在細想起來,發表的東西中有些是有水分的,無論是觀點還是文字。究其原因,除了自己的“低水平”、“粗加工”的內在缺陷以外,也有外在的某些壓力。事實上,誰也不敢說自己就是圣人。

  說實話,我對自己的研究水平并沒有一個確信的估計。有的學生常問我這個問題:“您在您的研究領域占一個什么位置呢?”對此,我從不謙虛地回答說,“在您之上。”

  其實,我所做的那點東西,說得窄一點叫“憲法學”,說得大一點叫“法哲學”,而我感興趣的又是一個帶“史”字的東西。這就決定了我只能游離于法理學、法律史學、憲法學以及政治學的邊緣。人倒是自由的,但自由并不如他們所說的那樣輕松。

  我不是一個有出息的人,討人嫌的毛病是與生俱來的,我對之負責;除此而外,若我的文字還值得尊重,那的確是沾了西南政法大學的光。特別要說的是,我的這本書能與母校“以你為榮”的那些知名專家、學者的著作放在一起面世,那的確是我的榮幸。

  這位昔日西南政法大學的精神領袖、如今的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極擅調侃。但,除了能“侃”,他還是一位繪畫、音樂、電影、攝影“全能選手”。當然,讓所有初登法學殿堂的學子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他高大俊朗的外形和演講時的迷人風采。

  他以“孤獨的敏感者”自況,被稱為法學界深具人文情懷與批判精神的學者。在跨越歷史三峽的航程中,很多在西方屬于傳統的學科,比如,政治學、憲法學,常常顯得有些超前,而他無疑是為數不多的、貨真價實的憲法學者。

  王人博身上那些趣事,再復萬言,亦難窮盡。但,要了解“王大爺”,只看他閑談時的寥寥數語,終究是隔靴搔癢。還需要回到他的作品。

  為此,先知書店誠意推薦:王人博教授《1840年以來的中國》,這本書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而且本書不同于其他歷史著作,它將1840年以來的中國用“立憲構建現代國家”這一主線重新串聯,從而將歷史與現實直接鏈接。

  與作者交流最多的出版人范新先生和他的編輯們,他們為本書寫的推薦語是:《1840年以來的中國》以關鍵人物“時刻”“概念”為交錯,縱論近代中國的演進與嬗變。最大特點是融史學家的洞察、法學家的嚴謹、哲學家的智慧于一書。

個人簡介
王人博:生于1958年,著名憲法學者,曾任西南政法大學教授、《現代法學》和《西南政法大學學報》主編,現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政法論壇》主編。其代表著作《法治論》(與程燎原合著)是1990年代國內外極具影響的一本學術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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