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的、復雜的、生態的中國企業創造性

汪丁丁 原創 | 2020-06-16 13:32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中國企業 

 

  長期以來,關于創造性,在西方文化傳統和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有十分不同的理解。所以,在評論中國企業的創造性時,我應首先提供適合探討中西創造性的理解框架。這一框架的核心觀念,就是“生態的創造性”。

  生態,源自希臘語詞“Οικολογία”。經濟,源自希臘語詞“Οικονομία”,其實是家政學。經濟與生態共享的詞根是“Οικο-”,現代譯為“環保的”。由此可知,生活與環境的融洽,是生態的或經濟的最初涵義。

  諾獎經濟學家史密斯獲獎演講的標題,使用了“生態理性”這一短語,試圖整合新古典經濟學家使用的“建構理性”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哈耶克使用的“演化理性”。在史密斯獲獎之前多年已獲諾獎的西蒙教授,畢生致力于人工智能與有限理性的演化學說,他稱建構理性為“全局理性”,而稱有限理性為“局部理性”。

  布坎南獲得諾獎的年份,在史密斯之前,在西蒙之后。他曾撰文評述哈耶克和凱恩斯的弟子沙克爾的激烈主觀主義學說,并在文章結尾時指出,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備理性選擇,只是機械的反應式選擇。只有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主張的演化理性,才意味著創造性選擇。

  與上述諸家相類,研究創造性問題的學者,將問題分為三類:

  其一是簡單問題(simple problems),例如烤制一塊蛋糕;其二是協調問題(complicated problems),例如登月飛船;最后是復雜問題(complex problems),例如養育孩子。這樣的問題分類,最初由加拿大的三位“社會創新”研究者提出。

  對現代漢語而言,complicated problems通常譯為“復雜的問題”,并且,complex problems通常也譯為“復雜的問題”。我多年研讀關于復雜現象的學術文獻,或多或少理解這兩種“復雜”之間的本質差異。所以,我特意將登月飛船工程這樣的復雜問題譯為“協調問題”。

  當然,這樣的翻譯嚴重扭曲了原文,故僅在這篇文章的這一段敘述中,或可接受。更合適的翻譯是將前者譯為“復合問題”,與“復雜問題”相對而言?墒,這個“雜”字畢竟意味著復合,不適合表達“complexity”。斟酌之后,我認為,復合與復雜,不妨互替使用,必須為“復雜性”另尋漢語表達。

  基于上述諸家學說,我為第二種復雜找到的一個漢語表達是“生態”。

  事實上,復雜性研究始終未能確立關于復雜性這一觀念的標準定義。究其緣由,或許因為研究復雜性的學者主要來自四大領域:其一,生物學與生命科學;其二,化學與自組織理論;其三,物理學與動力學非線性理論;其四,協同學與涌現理論。

  在系統論視角下,復雜性是系統的一種性質,具有這一性質的系統,稱為復雜系統。凡系統,均由兩大集合構成,其一是“元素”的集合A,可以是任何事物或事務;其二是“關系”的集合B,由各元素之間的各種關系構成。

  因此,系統可記為,S=。若沒有集合B,那么,集合A就是集合論視角下的任一集合。A的元素也常稱為“局部”,相對于S這一“整體”而言。我們常說,整體大于局部之和。其實,這一通俗見解的深入研究就導致了“系統論”。整體大于局部之和,也稱為“涌現”(emergence)。

  哈耶克在論及“復雜現象論”那篇長文里,描述了社會經濟系統的涌現性質(emergent properties)。這些性質,因為“整體大于局部之和”,不可能被還原為任何局部的性質——生命不能被還原為構成細胞的物理和化學原理,意識不能被還原為細胞,社會不能被還原為個體,諸如此類。

  復雜系統的復雜性,不僅表現為涌現,而且表現為“自組織”(self-organization)——無中心的各局部之間關系形成組織。有組織的行為,一旦涌現,可與其他有組織的行為互動,于是在涌現性質的基礎上形成較高層次的系統。復雜性的另一表現形式是,不同層次的行為可能相互影響。例如,我們的頭腦決策與我們的腸道菌群之間有互動關系。

  其次,由于上述的自組織與相互作用,復雜系統表現出強烈的“非線性”活動,也是整體大于局部之和的一種表現形式。非線性,典型如“正反饋”,相當于經濟學里的收益遞增現象即常見的指數型增長,或網絡社會現象里的“冪律”,于是導出復雜系統的另一表現形式,“互聯性”,從大量簡單活動的相互連接,可涌現更復雜的活動。

  在互聯網里最著名的是冪律現象,也稱為“贏者通吃”。在冪律作用下,出現了不少被稱為“獨角獸”的企業。

  互聯的結構,不僅是企業能否成為獨角獸的決定因素,更一般而言,是經濟活動能否演化為市場經濟的決定因素。最適合市場經濟的社會網絡,也就是被稱為“小世界”的拓撲結構,與另外兩類拓撲結構一起,構成社會網絡的三分類。

  社會網絡的拓撲結構,是微觀經濟活動的宏觀生態。創造性活動,是一種微觀經濟活動。東方人的創新,與西方人的創新相對而言,更像是生態的而不像是純粹微觀的活動。也就是說,東方人傾向于在演化論視角下從事創新活動。

  例如,中國企業家的創新活動通常必須考慮企業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態。他們在具體的技術創新之外,還努力使企業嵌入本土社會。三十年前,我在香港研究企業家精神。根據我的概括,西方人的企業家精神有三大要素——敬業、合作、創新,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在三要素之外還傾向于有第四要素——濟世。

  關于“濟世”,不同的企業家有十分不同的理解。如果政治生態迅速惡化,官商勾結也可能被理解為濟世。有鑒于此,與西方管理學院的課程設置有本質差異,我建議中國的管理學院增設基于奈特關于“社會過程”的政治學課程。與其讓那些有濟世情結的企業家成為官商勾結的犧牲品,不如使他們獲得應對中國官僚政治的理論指導。

  當然,奈特的社會過程學說,不僅涉及政治學課程,更要求洞察中國社會歷史與文化特質。匯通中西,無從借鑒。故而我開設“新政治經濟學”課程,與學生們共同探討這些主題。

  完全無視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生態的技術創新,百年以來,引發了西方思想界日益激烈的批評。梁啟超《歐游心影錄》最初發表于1920年,流于偏激,主旨是批評西方科學與技術的反人文主義傾向。

  由此亦可理解,既然企業家為成功從事創新活動而必須采取社會演化的“局內人”視角,他們就應努力承擔在奈特社會過程中的使命。通俗而言,就是“對社會負責”。

  文中創造性問題的分類可參閱:

  [1] Gianluca Cinquepalmi,2017, 《Business Beyond Design—A New Model to Think Strategically, Foster Creativity and Transform Businesses》,Hong Kong: 1.618 Limited. 

  [2] Frances Westley,Brenda Zimmerman,Michael Q. Patton,《Getting to Maybe— How the World is Changed》,Vintage Canada 2007.

個人簡介
最近的工作: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浙江大學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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