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民生保障作為多重目標的根基

蔡昉 原創 | 2020-02-27 14:40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民生 

   綜上所述,我認為把民生保障放在我們多重目標的根基上,有利于實現我們的多重目標,有利于我們創新發展。

  當前我國經濟面臨多重任務,原因是我們面臨著多重挑戰,這是發展中的挑戰、變化中的挑戰、成長中的煩惱。多重挑戰意味著多重問題,比如長期問題和短期問題交織,周期性問題和體制性問題交織,總量性矛盾和結構性矛盾交織。這都要求經濟發展要有多重目標,但多重目標不是各自為戰。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一個方法論,成為指導我們認識多重目標的關鍵——要從系統論出發,優化經濟治理方式,加強全局觀念,在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我想這是一個根本性、指導性的方法論,在未來工作中我們要貫徹這一新理念。

  動態平衡多重目標,應該有一條主線,我認為這條主線應落在民生保障上,或者說在發展中將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在此基礎上,可以把多重目標變成統一協調的目標,并且發揮出協同的力量。

  當前我國經濟問題的性質

  我國經濟現在處在什么狀況?當前我國經濟問題的性質是什么? 

  2018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為9771美元,2019年一定會超過一萬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分類,這已遠超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逐漸靠近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了。是不是從此我們就一路凱歌前進,鳥語花香?我覺得不是。觀察人均收入水平處于中等偏上及接近甚至剛剛跨過高收入門檻的國家,可以發現這些國家是一個經常變動的群體,并呈現兩個特點:第一,經濟增速下降,這些國家的GDP增長率都在原基礎上顯著下降,有學者甚至認為會有兩次下降;第二,國家之間增長率分化,一些國家的GDP增長會表現得比較好,而一些國家的下降幅度非常大,呈現出顯著的發散性。用數學語言來描述這兩個特點:一是平均期望值下降,二是方差擴大。一般來說,這兩個特點在經濟學上被稱為不確定性增加。我國即將跨越高收入門檻,也恰恰處在不確定性增加的階段,存在諸多風險和問題。

  基尼系數是衡量一個國家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標,通常以0.4作為警戒線;嵯禂档陀0.4的國家,其收入分配相對均等,大部分高收入國家屬于此列;基尼系數大于0.4甚至更高的國家,絕大多數是中等收入國家,也有個別剛剛跨過高收入門檻的國家,最典型的是智利。智利人均GDP曾經達到1.4萬美元,曾經有人以為智利是成功的新興經濟體,但我始終認為智利會出問題,原因是智利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均等。后來智利確實出了問題。因此在這個特定的發展階段,增長放緩,加之國家之間分化,有可能導致收入差距擴大。中等收入陷阱和收入差距擴大這兩者之間的相關性是確定的,因此,當前我們面臨的問題是:第一,如何保障民生、改善收入分配,實現足夠充分的社會流動;第二,如何保證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當然我們不會恢復到原來的高增長速度,這是規律。

  未來生產率提高依靠“創造性破壞”

  我國經濟問題的性質,決定了必須要用進一步改革開放、創新提高生產率的方式來保持我國經濟增長速度。

  過去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基本可歸因為人口紅利。首先,1980年到201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迅速增長,勞動年齡人口之外的人口增長是停滯的,這意味著我國的人口撫養比(即總體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越來越低,勞動力非常充足。其次,每年新成長勞動力不斷涌入,在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新成長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普遍比上一輩高,這就意味著人力資本加快改善。再次,社會的投資回報率比較高,因為我們不會遇到勞動力優勢瓶頸,也不會產生邊際報酬遞減現象。最后,累積在生產率較低的農業中的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出來,產生了資源重新配置的效應,這是我國生產率提高的主要源泉。所有這些因素加起來,我們稱之為人口紅利。人口紅利不是簡單的勞動力充足,而是體現在幾乎所有的相關變量之中。

  2010年之后,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就開始負增長了,相應的,人口撫養比迅速提高,整個情況發生了逆轉。把這些因素、變量放在模型里,就能算出經濟增速一定會下降,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在下降。這時不要對經濟進行硬刺激,刺激也沒有用,就像給運動員施加額外的不應有的刺激,最后會出問題。

  同時,我國生產率提高的方式也轉變了。過去提高生產率依靠把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產業中轉移出來,這樣微觀上居民個體增加了收入,宏觀上資源配置提高了效率。未來這種方式還會有,但是會越來越不那么重要了,我將其稱為:疾風暴雨式的生產率提高階段過去了。未來生產率提高依靠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企業是靠創新、靠應用新技術。政府要做什么?要讓企業愿意去創新,而不去尋租,為企業創造條件,讓有效率的企業進來、無效率的企業出去,讓生產率高、有競爭力的企業活,讓缺乏競爭力的企業死。進、退、生、死合起來,經濟學家熊彼特稱其為“創造性破壞”。對經濟學家來說,“創造性破壞”就是“創新”的同義詞,因此未來生產率的提高,其實是依靠“創造性破壞”的。

  “創造性破壞”意味著什么?它破壞了一些沒有效率的企業和產能,但是我們不能傷害任何人。在此過程中會有企業的進退生死,也會有人員轉崗。如果為了保護就業不讓他轉崗,就是保護舊崗位和舊產能,意味著不敢擁抱“創造性的破壞”。這時社會需要充分兜底和普惠的社會保護網絡,藉此我們就可以進行充分的優勝劣汰。人一旦離開崗位,我們要將其“保護”起來,提供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同時加大培訓、職業介紹等就業公共服務,盡快把失業者安排到其他崗位。

  從民生來看,就業優先戰略應成為宏觀政策的關鍵點。逆周期調節的目的是穩增長,更深層的目的是保就業,進而保民生。如果保民生是根本目的,就應該以此為依據來決定逆周期調節的時機及力度。

  在一段時期中,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約為10%,如果低于10%了,那政府就實施逆周期調節,最好的辦法是大規模投資。而當我國進入發展新常態,經濟潛在增長能力下降,兩個問題隨之而來:第一,如何判斷應該以多大的力度來進行經濟刺激?第二,是不是還需要這些刺激性投資?因為刺激性投資易使經濟發展方式回到傳統的老路上,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了解決這兩個難題,直接以就業為依據來決定宏觀經濟政策的調節時機和力度是最好的。

  我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左右,這相當于自然失業率,只存在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這兩種失業隨時都會發生,不受周期影響。因此,以5%的失業率為基準,如果觀察到失業率緩慢攀升,就應該假設會出現周期性的沖擊,此時是逆周期政策出臺的時機。及時出手,就可把逆周期調節變成微調,不會產生大水漫灌的效果,也不會積累債務及其他不利因素。

  加大公共服務的政府“買單”力度

  關注民生,提高社會保障體系的普惠性,也意味著要在社會基本公共服務方面加大政府“買單”力度。

  當前發展階段和過去享有人口紅利的時期不同。過去勞動力市場會幫助我們實現初次分配:在勞動力不短缺時,只要大規模的勞動力實現了勞動參與,就會擴大就業,改善個體收入及總收入;當勞動力短缺時,劉易斯拐點出現,這時勞動者的談判地位提高,企業想雇到人就必須提高工資,工資水平的提高會改善民生。這些方式都曾在一段時期內發揮了作用:2004年之前是勞動力實現充分就業效應起作用,2004年之后是工資上漲效應起作用。而近兩年,這兩者的作用逐步減弱,因為發展階段不同了。當前,我國的基尼系數不再下降,同時一些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速度放慢。當初次分配不能充分滿足經濟需要時,再分配的力度就應該加大。

  過去我們認為“北歐模式”缺乏效率,北歐國家的政府把人從出生到死亡的民生問題都包了下來,由此產生缺乏勞動激勵的問題。但是后來經過長期觀察,特別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我們發現在“北歐模式”下:第一,人都被充分保護起來,他們沒有在金融危機中受到傷害;第二,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在不斷提高,競爭力和創新能力也在不斷增強。對此大家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我的解釋是:我們知道“創新”就是“創造性破壞”的同義詞,“創造性破壞”讓很多政府、企業、居民不敢改革創新、不愿意競爭,因為擔心失去崗位、失去補貼,或者擔心社會出現不安定。社會越是有充分的保障體系,越敢于擁抱“創造性破壞”。反之,把人都留在低效率的崗位,就是把“僵尸企業”留下來。因此,合理的再分配政策是充分競爭創新的一個重要保障。

  綜上所述,我認為把民生保障放在我們多重目標的根基上,有利于實現我們的多重目標,有利于我們創新發展。

 。ū疚母鶕髡咴谥袊鴩H經濟交流中心主辦的“2019—2020中國經濟年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

  本文原發于《債券》2020年1月刊

個人簡介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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