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馬拉雅資本李錄:3.0 文明與對市場的爭奪

劉勝軍 原創 | 2020-06-11 20:50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文明 3.0 喜馬拉雅 李錄 

  當下世界處于罕見的歷史大轉折時期,非常時期須非常視野。巨變前夜,讓人看不懂、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會越來越多。這是當今世界的新常態。法國總統馬克龍謂“是該想一想不可想象的事情了”(It is time to think the unthinkable)。唯有以“大歷史觀”看世界,方能理解正在發生的很多不尋常之事。所謂“大歷史觀”,即拉長歷史視野,將一件事情放在歷史長河中來審視其前因后果,才能有一個完整和清晰地認知。

  本期“大歷史觀看天下”分享著名投資家李錄對中美關系這一重大命題的思考,其關于“對市場的爭奪是 3.0 文明的核心訴求”這一洞見,對理解中美沖突的實質,頗有撥云見日、直擊本質之感。

  01

  李錄,著名華裔投資家,1997 年底創辦喜馬拉雅資本,目前管理一百多億美元資產。李錄設立的基金也曾受到查理·芒格的投資,并為芒格和巴菲特推介了比亞迪。

  芒格對李錄不吝贊美之詞:

  他是中國的沃倫·巴菲特。他非常有天分。當然,我也喜歡批評他,但這是我們之間相處的樂趣所在。我今年已經 95 歲了。95 年里,我把芒格家族的財產交給外人管理僅此一例。結果如何呢?不用猜也知道,這就是李錄,他已經本壘打直接得分了。這太了不起了,也是極其罕見的。從此以后,有了李錄的先例,我還會挑選別人嗎?如果我們找到一樣東西,能讓我們大有所為,那我們對那些比不上它的東西就不必再看了。這樣可以大大簡化生活,因為比李錄更出色的人寥寥無幾。

  為什么李錄如此成功?我覺得部分原因在于,他可以說是中國的沃倫·巴菲特。這點幫助很大。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在中國市場“捕魚”,而不是在競爭激烈的美國市場 —— 這里已經被過度捕撈,漁民太多了。中國市場上還存在一些無知和惰性認知的盲點,因此為他創造了不尋常的機會。

  2020 年 4 月 23 日,美國人文與科學院公布了 2020 年入選院士名單,李錄當選院士。今年入選的院士有 276 名,包括來自科學、技術、人文、教育、社會政策、藝術、商業、慈善等領域的杰出人才和領袖。其中有 7 名華人入選。該院院士均是來自科學、技術、人文、教育、社會政策、藝術等領域的杰出學者,例如約翰·亞當斯、本杰明·富蘭克林、托馬斯·杰斐遜、喬治·華盛頓、愛因斯坦、達爾文、畢加索、丘吉爾、曼德拉、奧巴馬總統夫婦、克林頓總統夫婦等。著名華人院士有胡適、錢學森、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丘成桐、施一公等。人文與科學院目前院士有 5000 多名,其中有超過 250 位諾貝爾獎和超過 60 位普利策獎得主。

  李錄擁有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及法律博士學位。目前擔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校董。

  李錄的生平被收錄于史密森尼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Family of Voices”中,“Family of Voices”是“Many Voices, One Nation”系列展覽中的一部分,該展覽從 2017 年開始將持續二十年。

  2020 年 1 月,李錄作為聯合創始人之一,成立了天使守護慈善基金會,用以援助抗擊 COVID-19 的前線醫護和急救人員。目前他擔任天使守護慈善基金會董事會主席。李錄在新冠疫情期間,已經為美國和中國的數百家醫院捐贈超過三百五十萬美元現金及醫療物資。

  02

  李錄看世界

  迷失在每日紛繁多變的新聞中,我們對此常常如同霧里看花,既看不懂現實,也看不清未來。要厘清今天中美關系的本質,我們需要把視角放得更久遠一些,將今天的國際現實放在人類文明演進歷史的坐標上。中國今天獨特的政治文化在歷史長河中是如何產生的,與西方有何不同?中國是如何利用現有的國際秩序在過去四十年實現了歷史性的起飛,今天遇到了怎樣的問題?面對今天美國的壓力,中國以后有哪些選擇的空間,又要避免哪些陷阱?

  ▐  東西方文明的兩次大分流

  我把人類的文明史分成三大躍升階段,即 1.0 狩獵采集文明、2.0 農業文明和 3.0 科技文明。

  在農業文明時代,農業和畜牧業幾乎完全受制于自然條件,因此農業文明幾乎都萌生于歐亞大陸板塊上。歐亞大陸板塊被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脈和漫無邊際的冰凍大草原分隔成兩塊,在農業文明歷史中,兩邊幾乎沒有發生直接的關系,各自獨立發展(除了十三世紀蒙古帝國造成了短暫的連接)。因此我們傳統上把兩邊各稱為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

  公元紀年前后,東西方差不多同時出現了兩個強大的帝國:羅馬帝國和漢帝國。兩個帝國都擁有龐大的人口、巨大的疆域、便利發達的交通可以到達帝國的每一處角落,文明程度都非常高,各自發展出了農業文明時代的一個巔峰。

  羅馬帝國和漢帝國建國大約四百年后,相繼隕落,進入了動亂時期。在中華大地上,經過三百年動亂之后,帝國統治幾乎被完整恢復,經過隋、唐、至宋代發展出一個新的巔峰,將中華帝國體制持續了兩千年,成為農業時代的一個奇景。

  另一邊,羅馬帝國結束之后,西方基本上再也沒有出現一個統一的大帝國。盡管后來穆斯林崛起,建立了比較大的疆域,但是無論從文明發展程度,還是人口、技術、社會組織各個方面來看,都再沒能取得像羅馬帝國如此輝煌的成就。這是東西方文明發展軌跡的第一次大分流。

  但經過一千多年的中世紀,在羅馬帝國北方蠻族所生活的歐洲,卻出現了一些非;钴S的民族國家,借由大航海時代對美洲大陸的發現,迸發出異常的活力。通過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工業革命、殖民戰爭等等一系列變化,這些國家成為世界舞臺上最活躍的中心,并率先進入到人類文明的一個新階段,我將其定義為 3.0 科技文明。這是東西方文明發展的第二次大分流?萍嘉拿鞯某霈F,也將東西方人口中心第一次拉在了一起,此時東西方不再獨立發展,而是被強力結合在一起,共同推進,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在今天深刻地影響著全人類。

  ▐  中國在農業文明時代的制度創新

  東西方文明發展軌跡的兩次大分流,背后都有著經濟現實與社會政治組織方式交互作用的深刻背景。2.0 農業文明時代的基本特點是,人們攝取能量的主要方式是通過光合作用機制,所以非常需要土地。土地的爭奪是 2.0 農業文明時代的核心問題。因此,2.0 文明本身也一直存在不可逾越的瓶頸:土地多的時候人口就會增多,而人口多到一定程度,土地就無法再支撐,社會發展掉入馬爾薩斯陷阱,最后以各種“天災人禍”的方式急劇減少人口。2.0 文明時代是經濟短缺性的時代,對土地的爭奪是最核心的問題。而土地爭奪的勝負既受限于地理條件,又取決于由政治組織方式產生的社會動員力。

  中華文明的地理環境西面是喜馬拉雅山脈,北面是一望無垠的冰冷大草原,東面和南面臨海。在這塊土地上,兩條從西向東的大河,長江和黃河之間形成一塊廣袤、肥沃、適合農業的沖積平原。這兩個大的河道再加上一些支流,導致平原上各個地區之間的交通相對比較便利(水路交通較便宜)。所以在這片土地上,只要某一個地方能聚集起足夠大的力量,這個強盛的國家就可以通過便宜的交通方式,將其權力范圍擴展到神州大地。而強國崛起則主要依靠內部組織方式的創新。

  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中,前三千年對于政治制度創新實踐尤為重要,為后兩千年的穩定奠定了堅實基礎。這其中最大的突破就是發生于秦孝公時代的商鞅變法。商鞅變法的核心就是用個人能力取代血緣關系來決定政治權力的分配。

  人從動物進化而來,最初都是以血緣為核心來向外延伸人和人的關系。但是商鞅變法前所未有地顛覆性地把這個體系打亂,規定在任何時候,政治權力的分配都以個人能力和一代以內的功績為根據,政治權力除了皇權以外都不能傳給下一代。財產可以傳代,而政治權力不可以傳代。這次對傳統封建組織方式翻天覆地式的革命,導致了秦國從一個相對偏遠的地區崛起,把社會全體成員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最后擊敗了所有戰國諸侯,并把這套方式推廣到了秦帝國的全部疆域。

  到了漢代,這種組織方式又因為舉孝廉制的產生進一步得到鞏固。舉孝廉制是科舉制的雛形,完善的科舉制產生于隋代以后。科舉制通過對個人能力的篩選(不僅僅是政務,還有對知識的掌握等),讓整個社會在政治權力分配上為所有成員提供了一個比較公平的上升通道。商鞅變法基本上奠定了中國后來兩千年相對穩定的政治制度,盡管朝代更迭,但基本制度不變,讓中華帝國登上了農業文明時代的最高峰,歷史似乎就此終結。

  而在西方,適合農業的沖積平原面積相對較小且位置分散,但交通方面,有一個類似于內湖的地中海。地中海被兩邊入洋口封緊,所以風平浪靜,便于交通,沿著地中海很容易形成一個大的帝國。沿途中規模較大的農業平原一個在埃及,另一個在西班牙、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亞半島上,但它們和中國的規模都沒法比。此時歐洲本土上的森林還未被砍伐,處于蠻荒時代。早期的羅馬共和國從現在的意大利中部地區開始崛起,這個地方的農業平原規模并不大,所以擴張主要依靠對外爭戰。

  羅馬的政治體制一直是軍事上的賢能制和政治上士族(最早幾十家發展到一、兩百家的參議院)血緣分封制的混合體制。帝國范圍內最大的糧倉在埃及,但埃及和中國長江、黃河流域的沖積平原的規模無法相提并論。所以羅馬在經濟上的分配就更加不平衡,一直實行奴隸制,上流社會相對富足的生活必須要以大量奴隸為基礎,政治體制上就很難產生大的突破。這是它的經濟現實所造成的必然結果。羅馬帝國大約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口是奴隸, 政治上又是采用封建分封和軍事賢能制的混合體制,所以一直不能真正讓整個社會“同心同德”。與秦漢之后的中國社會相比,羅馬帝國有幾個先天性的難題:貴族和平民的矛盾,自由民和奴隸的矛盾,同時經濟基礎不是特別穩定,要依靠奴隸制和不斷對外爭戰來維持。一旦征服的邊界到達瓶頸時,文明就只能走下坡路。

  羅馬帝國與漢帝國同受北方蠻族入侵威脅,但是雙方北部的地理條件不同。中華帝國北部的蒙古大草原氣候完全不適合農業,只能發展畜牧業。而羅馬帝國北部的歐洲雖然也處于高緯度地帶,但是受到墨西哥灣流的北大西洋暖流的影響,氣候較為溫暖,適合農業,只因被濃密的森林所覆蓋,農業發展才晚了上千年。當北方的歐洲諸蠻族慢慢學會農耕和砍伐森林,農業文明開始逐步上升時,羅馬帝國本身與日耳曼諸蠻族的矛盾就開始突出起來。公元五世紀時,羅馬帝國被北方蠻族入侵毀滅了。毀滅之后,因為羅馬帝國政治體制本身的問題,它的這套制度也就沒能在歐洲恢復起來,因為它的制度并不是 2.0 文明時代最完美的政治制度。

  羅馬帝國毀滅之后,原來帝國境內的小國,加上其北部歐洲新興的諸侯國,又進行了長達一千多年的爭戰,卻都沒能與西方再次形成統一的大帝國。這段中世紀的歷史,與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很相像,但是和秦漢之后中華帝國兩千年的歷史放在一起,卻是一次東西方文明的大分流。這一次,中國因為在政治組織上的創新,站在了農業文明時代的巔峰。

  ▐  科技文明的出現:東西方文明發展第二次大分流

  公元 1500 年之后,東西方出現了另外一個大分流。這個大分流的開始就是地理大發現。航海技術的發展讓歐洲人發現了美洲大陸這片新世界,大西洋變成了羅馬帝國時代的地中海。通過一種比較便宜的交通方式(航海),歐洲迅速接管了地球上最大的一塊農業平原:北美洲和南美洲。我在《李錄談現代化》中講到,美洲大陸因自然原因,原生農業條件很差,且和歐亞大陸隔絕,導致農業不發達、人口稀少,幾乎沒有畜牧業,所以也沒有歐洲人的免疫基因。美洲大陸上的原住民缺乏對歐洲人帶去的細菌的抵抗力,絕大部分原住民都被瘟疫消滅了。所以這塊廣大的、適合農作物生長的平原,立刻被歐洲人收入囊中。歐洲這些小的諸侯國,因為和巨大的美洲殖民地的結合,其土地不再局限于歐洲,一下子收獲了比中國中原腹地還大的殷實糧倉,這讓它的經濟出現了一次突發的、巨大的、持續性的增長。

  在正常情況下,農業文明經濟增長到了一定時候,會遇到馬爾薩斯的瓶頸。但是在西方碰到天花板之前,另一件劃時代的事情發生了,這就是科學技術革命。地理大發現不僅為歐洲各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物質提升,也產生了對科學、技術的強烈需求,從而引發了思想上、精神上的革命。歐洲的思想出現了一次爆炸式的劇變,從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到啟蒙運動,科學技術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的。

  科學技術革命、跨大西洋的自由貿易、美洲大陸的自治,再加上這個時代歐洲封建割據下的各國競爭,這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了一次人類文明的躍升?茖W技術革命和自由市場經濟同時出現,互相作用,使經濟出現了幾百年的持續的、累進式的增長。增長的結果是經濟突破了農業文明的瓶頸,土地也不再是經濟本身的限制因素。這一時期百倍以上的經濟規模增長可以支撐任何程度的人口增長,而且目前為止我們還看不到這種增長的上限。人類從此進入了 3.0 科技文時代,也就是在現代科技和市場經濟的雙重作用下,經濟開始持續、復合、無限地增長。

  人們在自由市場里自愿交換產品和服務,必定會給雙方都帶來更多的好處,即 1+1 大于 2。而當知識被交換的時候,交換的雙方既沒有丟失自己的知識,也得到了對方的知識,還額外獲得了因交流而產生的火花,出現了一個加速,即 1+1 大于 4 。這樣科技知識融入產品與服務中,再到自由市場中去被交換的時候,就出現了互相強化的一個長期正向循環。人的需求和欲望無限擴大,而人們為了滿足這些欲望,提供產品和服務的能力也隨之無限增長,這種互相強化的正向循環可以不斷進行下去,而市場就是那個讓 1+1 大于 4 的放大器。市場越大,參與的人越多,中間產生的乘數就越大。市場越大的時候,效率就越高;效率越高,就越能夠滿足市場的需求;越能滿足市場的需求,就越能刺激出新的需求。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持續增長的正向循環。這樣的正向循環就是我們說的經濟上的復利增長。所以在大家都有自由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的情況下,競爭的核心就是看雙方市場的大小。相對而言,大的市場會產生更高的效率,更高的效率會產生更大的能力,更大的能力會產生更大的經濟體,這些更大的經濟體就會產生更大的軍事力量,那么在互相競爭的時候就容易勝出。從爭奪土地到爭奪市場,體現了從農業文明向科技文明轉化過程中爭奪重心的轉移,這正是我們看到的過去五百年間的變遷。

  歐洲國家之間最早的互相競爭,很快變成了對殖民地的爭奪。殖民地給宗主國帶來最重要的利益就是市場的規模,包括原材料的供給、產品的銷售和勞動力的供給。作為第一個真正的全球帝國,大英帝國建立的最重要的秩序是一個以英殖民帝國和英鎊為基礎的全球自由市場體系,這個市場體系讓它在大國競爭中最早取得了決定性的優勢。所以從 2.0 農業文明向 3.0 科技文明演進初期,殖民侵略戰爭、歐洲強國之間的戰爭交錯進行,土地和市場同時成為爭奪的核心。

  隨著經濟從 2.0 農業文明向 3.0 科技文明的加速演進,爭戰中的歐洲諸強國開始探索最適合 3.0 文明的政治組織方式,出現了一系列的制度創新,到二十世紀已經形成三大陣營:以德、 日、意為首的法西斯主義,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和以美、英為首的自由主義。經過近百年的競爭與戰爭,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自由主義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美國成了世界秩序當之無愧的霸主,開啟了今天世界的“美國秩序” 時代。歷史似乎再一次終結。

  ▐  美國秩序下的全球市場體系

  二戰勝利后不久,美國就從歐洲、日本等占領地撤軍,美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在以土地爭奪為目的的戰爭中勝利后卻主動放棄占領土地的國家。這和之前的羅馬帝國、中華帝國及大英帝國都截然不同。

  △麥克阿瑟與日本天皇

  由此開啟的美國秩序具有非常鮮明的 3.0 文明特點。如果說 2.0 農業文明時代的核心訴求是土地,在我看來,3.0 科技文明的核心訴求就是市場的大小。決定一個經濟體能否真正長期成功就看該經濟體市場的大小。市場經濟是以個人和小組織(公司)為單位的分散組織方式,其能量的釋放依賴于市場的大小,不受國家土地疆界的制約。這與以土地、國界為核心的 2.0 農業文明截然不同。作為戰勝國和世界霸主,放棄占領土地并不等于美國放棄勝利果實。二戰勝利后,美國通過建立一系列世界性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布雷頓森林體系等構建了一個全球市場的嚴密體系,并始終牢牢把握著這個全球市場的規則制定權、市場準入權和制裁清除權。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讓戰后的歐洲盟國迅速成為這一市場的主要組成部分,對戰敗國德國、日本同樣通過修改憲法將它們納入這一體系,并通過一系列軍事盟約,例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美日和美韓軍事聯盟等,在全球建起一整套軍事基地網絡,用以保護美國主導下的全球市場的運輸和原材料供給安全。作為這一秩序的締造者,美國一直擁有對全球市場的規則制定權、市場準入權和制裁清除權,并承擔保護這一全球市場的主要軍事和經濟成本。這是美國秩序的核心。

  除此之外,美國還建立并推廣了一系列的意識形態,也就是它的軟實力。正如 2.0 文明時代的中華帝國,在建立以法家為主體的帝國體制之外,又奉孔孟之道、儒家學說為正統,在精神上、文化上讓帝國的民眾心悅誠服,美國的意識形態包括提倡自由、民主、人權、憲政、法治, 自由市場、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私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等理念。這套普世價值觀有足夠的力量,能被今天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接受。正是在這些軟硬實力交互作用下,美國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從二戰勝利開始,避免了世界規模的熱戰,維護了世界大體上的和平。

  在此基礎上,美國還締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全球市場,尤其是在冷戰之后,全球幾乎每一個人都可以加入這個市場,由此創造了大量的財富,讓人類達到了歷史上最高的富足水平。同時,科學技術發展突飛猛進,即時通訊和互聯網幾乎把全球所有人都連在一起。人類在教育、婦女及少數族裔平等、脫離貧困、人權等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全球人均壽命大大延長。殖民時代結束,幾乎所有國家都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因戰爭引起的死亡和暴力大大減少。二戰之后的七十年來,尤其是冷戰之后的近三十年來,基本上無論哪個方面,都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時代。而美國所尊崇的意識形態,“美國故事”也在全球范圍內廣泛傳播,深入人心。美國文化、美國品牌日益成為全球文化和品牌。

  但是,意識形態和權力實質是不同的。比如在中國,素來有“道統”和“政統”之爭,道統就是儒家學說,政統就是帝王權術,區別是一直存在的。美國也一樣,存在著意識形態和權力實質的差距。在意識形態上,美國強調世界上人人平等,都享有普世人權。但是美國對內對外的政策區別很大,對不同的國家及其公民也區別對待,其國際關系政策與國內政策有時可以大相徑庭,對于那些因為各種原因而站到美國對立面的國家尤其如此。例如,美國可以把古巴、北韓完全排斥在國際市場之外。古巴的例子尤為突出,它和除美國之外的很多大國都有外交關系,但因為受到美國制裁,未能進入到國際市場,基本上還是一個貧窮國家。美國也可以把原來的盟友、現在的敵人,例如伊朗,從國際市場的核心開除出去。蘇聯解體后,東歐因為在政治上進行民主化,被拉入到國際市場的核心,而俄羅斯在普京上臺后則一直被排斥在邊緣地帶。中國實際上是一個特例,它沒有在政治上作出任何體制上的改變,和美國實行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但又幾乎完全融入了美國秩序下的全球市場。但是現在,美國幾乎所有派別在對華政策上都認為現有的世貿組織(WTO)已經完全和中國現實不相容了。

  美國在經濟上的硬實力之一就是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貿易、金融、投資結算體系,因此美國在理論上可以監控全球的每一筆跨境交易,無論是貿易、服務還是投資。全球所有銀行的國際業務在某種意義上都在美國的控制之下,所以美國的制裁確實是很有效的。川普今年單方面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之后的情況就是一個證明。中興、華為正在成為制裁政策的犧牲品。美國的硬實力還包括分布在全球的軍事基地和美國經濟本身的體量、內部廣大的市場、開放的投資環境、充滿競爭力的科學技術、世界一流的大學等等。所以每當全球金融危機來臨時,美元及美元資產仍是全球投資人的避風港。這種情況甚至在 2008 年之后也并未改變。

  在使用硬實力方面,美國在必要時,無論在軍事上還是經濟上都沒有猶豫過。兩次伊拉克戰爭,還有零八年危機后大規模地增發美元,用國際資本解救國內危機都是典型的例子。

  今天的全球市場實際上也被美國以親疏關系分成三個層次:核心市場成員(大體以 WTO 成員國為劃分)、外圍市場參加國及完全的受制裁國。所以今天的全球市場仍然是美國秩序下的全球市場。正如我在《李錄談現代化》中所說,3.0 科技文明的鐵律是最大的市場最終會成為唯一市場。美國給予的市場準入權其實決定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繁榮或貧窮的程度。因為除了美國主導的這個唯一的高效率市場,其它獨立運行的市場相較之下都效率低下,競爭力不足。

  據李慎之回憶,在鄧小平復出后訪美的途中,他曾對李慎之講過為什么他最重視中美關系。鄧說,據他的觀察,二戰后凡是和美國好的國家都富了,凡是與蘇聯好的國家都貧窮。這個觀察對今天國際秩序依然適用,是一個準確的描述。

  當然,美國在歷史上自身比較強大的時候主要靠軟實力來維持秩序,雖然軟實力的包裝下永遠有其硬實力的堅核。但是當它變得不太自信時,就會拋開面子,赤裸裸地訴諸硬實力。凡是遭受過美國硬實力教訓的人可能會相信,美國雖然對內民主,但對外其實是霸權。對其他國家市場準入及市場資格清除、選擇性地制裁、懲罰,正是美國作為美國秩序締造者的特權,是它硬實力的一部分。

  川普上臺以后的很多行為實際上是拋開了傳統的美國意識形態,回歸到權力實質。但他所行使的權力是美國一直都有的權力。就好比中國某個朝代的皇帝,不再講儒家之道、仁義道德,在歷史上可能遭人唾棄,被稱為“暴君”,但在當時卻沒有人可以阻擋。同樣,盡管美國所有的貿易伙伴都大聲抗議川普的不合理貿易要求,但是很快,除中國之外,幾乎所有國家都簽署了對美國更有利的新貿易協議。所以川普上臺倒是讓大家更清楚地看到了美國秩序下的很多權力本質。

  ▐  美國秩序下的中美關系

  中國進入國際市場是一個近代的現象。1840 年前,中國基本上與國際貿易不發生關系。鴉片戰爭之后,中國以半殖民地的身份被迫參與到當時歐洲列強主導的國際貿易體系中。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后,政治上實行的是高度集權,經濟上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對外關系上,同時和美、蘇對抗,也因此隔離于美、蘇主導的兩大世界市場之外,基本上處在一個閉關鎖國的隔絕狀態。

  到了鄧小平時代,中國在經濟上實行了市場經濟改革,政治上在保證政權穩定的前提下,大大放松了對個人和社會的管制,給了個人、社會、私營企業越來越大的空間,在對外關系上,與美國交好,并通過與美國的談判加入 WTO,最終全面融入了由美國主導的世界市場中,正式成為美國秩序下的國際市場的成員國,同時也自覺遵守美國秩序,韜光養晦、悶聲發財,實現了經濟起飛。

  但這種情況在近些年發生了變化。隨著國力的日益增強,中國與美國不兼容的方面越來越突出,在國際關系上開始對美國的競爭主導地位產生一定沖擊。

  美國以全球 25%  的 GDP 份額承擔了維護國際市場的主要軍事成本。而中國 GDP 占到全球 15% ,在美國看來,卻幾乎不承擔維護國際市場的成本,甚至因為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和美國的一些摩擦,還增加了維持美國秩序的成本。

  美國在對華關系的態度方面,大概分成以下四個派別:

  • 一直到前幾年,比較主流的派別是接觸派(Engagement):他們認為中國進行市場經濟改革對美國和整個國際社會都是好事,且中國會慢慢地變得更像美國,也即美國的“軟實力” 會對中國發生潛移默化地影響。主張這一派別的人基本上具有美國一貫的新教理想主義色彩。

  • 與接觸派對應的是對華鷹派:他們認為中國和美國的意識形態永遠無法兼容,而且隨著經濟實力的日益強大,中國對美國的威脅從競爭對手變成了潛在的敵人。

  • 第三個派別是務實派:大部分是商人,他們認為中國的崛起為美國的公司創造了很多商業機會,因為中美兩國都是核武器大國,應該讓中國進入到國際經濟大循環中,從而避免核戰爭,同時在一些全球問題上主張獲取中國的合作和支持,例如對抗全球金融危機、核武器擴散、氣候變化和伊斯蘭極端恐怖組織等。

  • 最后一個派別就是支持川普上臺的民粹派:主要由美國的中、下層階級組成,在全球化和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他們非但沒有享受到好處,還成為了犧牲品,例如失業、產業空心化等等。

  這四個派別的不同看法一直都存在,但在最近幾年,隨著中國的一些變化,四派的觀點慢慢有統一的趨勢;旧洗蠹叶荚絹碓秸J為讓中國加入 WTO 是一個錯誤,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成了美國秩序面對的最大挑戰。接觸派已經放棄了中國經濟崛起可以引發政治變革的幻想,而慢慢靠攏于鷹派的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崛起會讓其從美國的對手變為美國的敵人。民粹派則把美國社會因全球化和技術進步帶來的貧富迅速分化、中產階級的停滯完全歸罪于中國。原本最支持中國進入全球貿易體系的務實派因為近些年中國在他們看來對于外企、民企的限制政策等要求、國企壟斷等一系列措施,也開始產生敵意。所以當川普開始貿易戰的時候,在美國幾乎已經找不到對于中國持續友好的游說集團了。當然,在美國一直缺少真正的“知華派”,很少人能從“同情的理解”出發,真正全面客觀地,從長期、動態的角度來了解中國。相對而言,中國對美國的了解則更深刻一些。但無論如何,中美關系的現狀就是美國對華的認識越來越靠近美國對俄羅斯的認識。

  俄羅斯在冷戰之后,雖然和美國有過短暫的蜜月期,但是在普京上臺以后,又開始成為西方的對手和潛在敵人。俄國雖然加入了國際貿易體系,但由于西方對其各種制裁政策,尤其是近年因為吞并克里米亞受到的制裁,一直處在外圍,沒有進入世界市場的最核心圈。俄羅斯的經濟一直以能源和自然資源為支撐,在除了軍事之外的所有領域發展都相對落后,人口也一直在減少?梢韵胂蠖曛,俄羅斯很可能將不再是一個大國。

  但是中國的情況不一樣,在美國看來,中國頗有能取代過去蘇聯位置的潛力。川普的貿易戰獲得了美國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兩黨、政治精英、商業精英、平民、商人、政客等在這點上的看法基本高度一致。鷹派甚至主張把中國從 WTO 排除出去,或者建立一個新的沒有中國的 WTO,再和中國單獨建立不同的貿易條件。如果中國沒有大的變化,這些觀點會一直持續下去。這就是今天美國秩序下的中美關系的大背景。目前中國已經進入到世界經濟貿易體系的核心,這個過程已經持續了二、三十年,且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達到全球 GDP 的 15% 。如果美國真的實行鷹派所主導的脫鉤政策(decoupling),也將面臨很大阻力,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將造成巨大的商業損失,甚至會把美國和全球都拉入到經濟衰退的境地中。鷹派需要中國的“配合”,進一步激化中美矛盾才有可能長期推行脫鉤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最近美國對華為的圍獵,這是深思熟慮以后選擇的精準目標。華為是中國高科技發展的頂峰,幾乎是中國最受人尊重的企業。但華為提供的產品和技術又處于安全性最為敏感的一個行業。這可以說是中國目前在高科技方面唯一超越了美國和全球的一個領域,而這種領先容易激起各國的安全焦慮,美國很容易強化這種焦慮,挑起矛盾,逼迫中國采取激烈反應,使矛盾迅速走向極端。因為只有把中美關系推向敵對或準戰爭狀態,中國退出國際市場造成的巨大損失和經濟裂痕才會被民眾所忽略。其它如臺灣、香港、西藏、南海等問題都可以成為中美對抗的導火索。

  今天這種形勢,對中國的應對智慧是一個很大的考驗。中國可以選擇的空間有多大?今后發展的方向在哪里?在我看來,如果實現現代化、進入 3.0 科技文明仍然是中國的主要目標,那么實際上選擇的空間并不大。

  首先中國要避免犯一些顛覆性的錯誤:

  • 第一個可能的錯誤是和美國鷹派無意間的合作,針鋒相對地斗爭,像俄羅斯一樣成為現有美國秩序下的攪局者。這樣做的結果基本可以預見,會讓鷹派迅速把美國主流社會團結起來,美國將從與中國經濟脫鉤開始,推及英國、澳大利亞等說英語的五眼國家(Five Eyes),再加上歐洲、日本等,慢慢擴展到全球,把中國經濟從世界貿易的核心推到外圍,基本上就和俄羅斯今天的處境一樣。這個過程雖然對于世界經濟會造成巨大的短期損失,但并非不可能完成,而且長久來看,可能對美國長期利益還有好處。以華為為例,如果華為真的被徹底排除在世界主要市場之外,那么世界主要市場可能在 5G 方面的技術會短暫落后于中國和那些與中國合作的小國,但是被排除在世界主流市場之外的華為也只能在一個相對較小的市場中繼續創新、流動。相反,那些暫時落后的西方通訊公司會在一個更大的市場中通過自由市場的交流逐漸上升,可以想象大概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在這個更大的市場中一定會誕生出更先進的科技,在那個時候,華為的領先地位多半難以維持。同樣的道理,如果中國主動或被迫地退回到閉關鎖國的狀態,可能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還能自給自足,但是時間一長,小的市場最終會被大的市場超越和壓制,相對于大的市場的積極向上循環,中國經濟會持續萎縮下去。

  • 第二個可能的錯誤是走向更極端,讓民粹主義主導經濟政策,政府對外資實施更多干預和排斥,國企對經濟的管控更強,技術上不論好壞都以民族企業為首選,進行封閉式的自力更生運動。雖然沒有離開國際市場,但在原來的政策基礎上進一步向民族主義傾斜?梢灶A見,這種選擇盡管拖延了時間,但最終還是會讓中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走上和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模式對決的道路上,或兩敗俱傷,或同歸于盡。

  人類在 2.0 農業文明時代生活了幾千年,卻只經歷了兩百多年的 3.0 科技文明,在美國秩序下的 3.0 文明更只有短短幾十年,因此我們下意識都還在用 2.0 文明的方式思考,仍然把 2.0 文明時代的政治目標當成今天的政治目標。在 2.0 文明時代,國土是十分重要的。中華歷代青史留名者多多少少都是出于保家衛國、擴展疆域、為后代造福的功績。但是,過去五百年的爭戰已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3.0 文明“青史”和 2.0 文明“青史”的評判標準是不一樣的。過去很多理所當然會讓人名垂青史的事情,可能今天我們得到的結論正好相反。這就是為什么我要特意把兩種文明以 2.0 、3.0 加以區別, 提醒大家看到常規思考這些問題上的盲點。

  今天中國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體量已經太大,藏也藏不住,再韜光養晦已經不可能了。美國已經不能容忍中國經濟繼續增長。而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可能改變,與美國的矛盾不可避免,可能將來必有一戰,所以應該利用目前的國際形勢努力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經貿體系,以便將來和美國秩序下的國際市場抗衡,甚至取而代之。這種觀點既錯讀了美國秩序,也錯估了中國的國內和國際實力。

  美國秩序下的國際市場仍是自由競爭的市場,為 WTO 的每一個成員國都提供了平等競爭和發展的機會。德國、日本二戰后從美國的敵人發展到今天分別占有世界 GDP 的 5% 和 6% 左右, 而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全球 GDP 中的占比從 1.75% 上升到今天的 15%,都是在美國秩序下才完成的。相反,美國在全球 GDP 中的占比從二戰后的 50% 左右下降到了目前的 25%,卻仍在負擔國際市場安全運行的主要成本,應該說美國秩序總體上是比較厚道、公平、合理的。在 WTO 內部還沒有哪個主要經濟體真正愿意離開。只要遵守規則,中國上升的空間仍然很大,美國的經濟也仍然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經濟,美國還沒有對自身競爭力失去信心。

  要想成為世界秩序的競爭者,不但內部要強大,還要有一套讓國際社會大部分人接受的意識形態,中國暫時還不具備這種軟實力。在政治上,今天的美國秩序下,每個國家依舊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美國秩序主要針對的是國際市場的規則和準入、退出,對于各國的政治其實沒有硬性的統治力。聯合國承接的是主權國家的平等關系。所以事實上,不同的政治制度是可以在美國秩序下各自發展的,當然前提是不能直接挑戰美國的地位。中國從很小的基數上升到全球 GDP 15% 的速度,本身就證明了這一點。持續增長的空間其實仍然很大。

  不同的政治制度和 3.0 科技文明時代的經濟并沒有必然的綁定關系。因為在 3.0 文明時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政治也在不斷變化。經濟起飛時,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是相對集權的體制,即使是民主也是極少數人的共和式民主。比如英國工業革命早期是君主立憲制,在建立全球市場的過程中依靠的是殖民統治,可以說是一個很血腥的政治。美國在早期經濟起飛的時候,可以投票的人不到百分之十,雖然不是殖民大國,卻是當時最大的實行奴隸制的國家。更不用說日本、德國等國家,還曾走過法西斯和對外侵略的道路。但隨著經濟發展,生活的不斷富足,西方的主要國家慢慢走上了憲政、民主、人權、自由的道路。這種政治演進是 3.0 文明時代經濟發展的結果而非原因。正因如此,美國秩序對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從來沒有統一的硬性約束,基本尊重每個國家自己的選擇,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主權,在聯合國都是平等的,政治上也沒有天然的對中國的歧視。如果中國能夠把握好這樣的機會,在不挑戰且尊重現有美國秩序下國際市場準則的前提下,經濟上進一步起飛的空間仍然非常大,并不一定要走向“修昔底德陷阱”。

  所以當前比較正確的選擇是繼續改革開放路線。在新型的大國關系建立中,極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避免正面挑戰美國,尊重美國作為 3.0 文明時代美國秩序霸主的地位,遵守規矩。另外在國內經濟方面,要更加開放,讓經濟更加市場化、國際化,逐漸改革國企,從“管資產”到“管資本”,讓國企真正市場化,迅速擴大內需,讓中國市場為全球經濟帶來利益。同時在國際關系上,中國應該承擔更多維護國際市場成本,與其在占全球 GDP 15% 的地位相稱,并盡量通過支持美國主導的國際組織,分擔應承受的成本。

  中國在 2008-09 金融危機時期的表現堪稱這方面的典范。面對危機,中國在國內通過“四萬億”及一系列相關刺激政策,在當時貢獻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經濟增長。同時在國際上,配合美聯儲貨幣政策,購買了數千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并和美國共同組建了 G20,通過全球主要國家間相互協調的貨幣財政政策,有效地抑制了金融危機的蔓延, 避免了三十年代大危機的再現。中國在這一過程中,表現出了經濟大國應有的國際擔當,廣受贊譽。

  美國秩序本身也在一個演進的過程中。經濟上的秩序相對比較強,軍事上通過選擇性的軍事聯盟也形成比較強的秩序,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美日、美韓等軍事聯盟,在各地所建的軍事基地等。但在政治上主要依靠軟實力,聯合國尊重主權民族國家的平等關系,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主權、自由、平等,即使在經濟上受制裁,但在政治上是獨立的、平等的。美國和它的盟國之間有點類似早期的松散邦聯體制,這些盟國包括歐洲、五眼國家、日本、南韓等。而歐洲內部的歐盟逐漸形成了一個比較成熟的邦聯體制。長遠來看,3.0 文明的鐵律是最大的市場最終會成為唯一的市場。即使是那些被排除在全球化的市場核心之外的國家,例如伊朗、北韓、ISIS 等,雖然它們可以反對美國的價值觀,但還是不得不承認和接受美元的價值。在全球市場絕對統一的趨勢下,所有國家最終會在政治上越走越近,可以想象幾十年或幾百年后,不同國家在政治上的連接會越來越緊密。而現在人類面對的各種全球性挑戰,也會使這種趨勢越發有可能產生。

  今天的全球性挑戰其實已經不只是關系到某些國家了,比如全球氣候變化,這個挑戰需要所有國家作出貢獻,尤其是那些經濟快速發展中的國家。中國在這些領域中,完全可以成為負有責任感的世界領袖,讓所有其他國家都心服口服。日益發展的高科技對于現有經濟秩序的挑戰, 例如人工智能對就業的沖擊、基因編輯、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革命對人類的一系列挑戰等,在這些方面中國也可以提供有益的幫助。另外還有核武器威脅,大國競爭可能導致的核恐怖,這些是沒有人能承擔得起的風險。這幾個方面都給中國提供了在現有體系下可以發展的很多空間。

  相反地,如果中國要強行改變現有的體系,取代美國的霸主地位,幾乎可以肯定會引起災難性的后果。

  中國目前本身也有很多問題,除了國際上的修昔底德陷阱,還有國內經濟的中產階級陷阱。解決國內的問題必須要靠經濟的持續發展。這些問題解決好了,就都是發展中的問題。如果解決得不好,問題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讓中國在發展的陷阱里打轉。中國要想發展,絕對離不開美國秩序下的全球國際市場。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廣義上的美國秩序時代。這個時代目前還處在演進的過程中,尚未達到最終的形態。就中國和全球其他國家的現狀來說,社會政治組織的安排大多還處于 2.5  的階段(2.0 向 3.0 過渡的階段),經濟也是如此,處在一個逐漸演化的過程。在這種意義上來說,歷史并沒有終結。因為市場的高度統一,在這個市場中的國家、人民都應該形成某種社會政治組織上的互相協調,最終會以松散的邦聯、緊密的邦聯,還是聯邦形式進行組織,我們很難預測。這些社會政治組織形態都是 2.0 文明時代的產物,它們在 3.0 文明時代是否還適用,我們還不得而知。在這個目標下,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安排可以有很多彈性。

  中國創造了農業文明時代政治權力安排最好的制度,在政治權力的分配上實現了最早的公平。所以在進入 3.0 文明時代的過程中,中國不應該丟掉這個政治傳統。而美國創造了 3.0 文明時代國際秩序上的高峰。中國應該能夠在自身經驗基礎之上,汲取美國的有益經驗,同時在此基礎上,還要完成上文提到的三個主要目標: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解決國內經濟中產階級陷阱和分擔更多維護國際市場成本,最終實現全面的現代化。

個人簡介
經濟學博士。著有《管理的力量:中國挑戰的制度求解》、《鮮花與荊棘:探尋中國企業全球化之路》、《CHINA CEO: A CASE GUIDE FOR BUSINESS LEADERS IN CHINA》等,并長期為《第一財經日報》、《上海證券報》、《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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